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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共产党比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得好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苏联和中国都曾遭到误读,现已告失败的列宁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不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在其著述中并未反对利润,但前提是利润须惠及人民。如今,中国正在实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并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欣欣向荣,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渐改善。近观中国发展,任何经济学家都难以否认其道路的正确性。世界正在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和平的经济革命正在把世界力量的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一、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误读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是神秘的”,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读,他们最为显著的心态就是:中国很糟糕而我们很好;他们剥削劳动力,而我们没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殖民主义者前往中国,并带去了剥削制度和剥削意识。对比中国劳动者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自觉意识,许多中国劳动者自觉的劳动意识更强,也正因如此,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会这么快。当然,中国在转型期面对许多问题与困难,包括经济特区里外企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但是,这对一个在经济上发展很快的国家也是一笔值得付出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工人的权利会得到改善。长期来看,人们会注意到中国工人将得到与西方工人一样的待遇。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他们害怕中国,担心中国会对西方构成威胁。但中国实际上是成功地为资本主义确立了一种新标准,西方必须以全新的方式观察经济上最为成功的中国,视其为典范而非威胁。西方对中国产生误读的重要原因在于,在西方,这一切我们没能注意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仍习惯于冷战话语体系的世界,仍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联系在一起。
二、中国已经形成独特有效的发展模式30多年来,中国为了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一直在向西方学习。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西方往往倾向于认为这是中国借鉴了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结果,事实远非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这要归功于中国数千年的三种特性:坚韧不拔的独立性,根深蒂固的务实性(这使中国能抵御住国际社会的道德压力和市场下挫的经济压力),以及特别强大的中央决策体系。世界上很多共产党国家垮台了,但中国生存下来了,这是因为其执政党不断变通的缘故。中国的改革不仅体现在根据自由贸易精神重塑经济,而且也反映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欣欣向荣充满希望,是因为中国在重新定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经济为何中国共产党比我们资本主义国家经营得好模式已经战胜了西方体系,比其他任何模式都更能保障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不能确定中国的“共产主义”加“资本主义”模式能否成为21世纪的榜样,但至少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
三、西式民主在中国不适用也不需要中国和西方国家对民主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很大差异。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意味着公民投票;而中国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中国坚持自己与西方不同的民主观点,中国的民主不大注重选举,而是更加注重经济机会以及人民群众在各个层面的参与,正如毛泽东一直将民主一词解释为“人民的统治”,而不是选举。也正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取决于不断满足民众的福祉,而非获取民众的选票。西方世界一直认为他们的民主和经济体制是已知最优越的。但是,经济危机的来袭似乎为这个错误敲响了警钟。西方今天实行的民主仅服务于极小部分群体,绝非真正的民主。在过去的20 年间,也就是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西方的民主一直在为金钱寡头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西方民主不起作用的原因,也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所在。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盲目照搬西式民主。中国如果没有建立具有国家凝聚力的政权,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开放的民主政治体制不是更适合中国吗?”答案是,中国从1860年至1945 年殖民统治期间历经磨难的事实证明,这种体制在中国并不可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集中精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实事,而不是将精力花在西方所谓的自由选举上。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政府在与老百姓的社会契约上比西方政府做得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和希腊爆发大规模**乱就是西方契约失败的体现。总体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非常满意。这在西方是难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人经常对政府不满。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满意,但是与20 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难以
置信的进步,而且广大的中国民众眼下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关注西方的民主政治,但并不需要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
四、中国发展模式值得西方认真学习中国模式中有大量内容不仅值得第三世界国家借鉴,也值得西方学习。西方体系现已过时、老旧,不能跟上全球化步伐。西方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模式,但没有考虑如何适应不同国家的需要。事实上,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新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考虑采取这种模式,因为中国模式更适合世界经济。面对时下惨淡的西方经济,当前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需要深度审视社会结构,考虑是否需要采用不同的解决对策。中国利用“资本主义”挽救了他们的国家,并且运作得非常好,这足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西方尤其要学习中国模式的灵活性。在全球化的市场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灵活性。而西方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太重,缺乏灵活性是欧洲经济受挫的重要原因。欧盟僵硬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在西班牙,问题之一就是国际市场在左右着国家经济政策,决策层受到国际市场的掣肘。中国则不存在类似问题。在目前的危机中,如果我们有像邓小平那样的人,而不是默克尔或萨科齐,他们做每一样事都得回头征询他们的议会,搞清楚他
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如果我们有真正把握欧洲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人,我想,也不会落得现在这个境地了。(作者:意大利经济学家;编译者: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